“是啊。不过今后你不要多想了，交给老师和警察处理就行。”



“爸爸你呢？”



“仅仅以‘你的爸爸，的立场来关注此事。我跟校长也是这么讲的。”



“应该说‘是如此说明的’，得用敬语吧？”



藤野刚笑了，凉子也笑了，



“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过来。”



听了他这句话，凉子赶紧问：“那个‘目击者’还会写信或者打电话来吗？”



“如果学校处理得当，应该不会有这种事。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就马上告诉我。”



“好的。”



“不要因为顾虑爸爸的工作，而把事情憋在心里。”



“嗯，刚才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哦，你等一等，”



她似乎用手捂住了话筒，跟家里的什么人说了些话，又很快回到电话交谈中：“今天爸爸穿的衬衫袖口的纽扣快掉了，妈妈想重新缝一下。穿的时候可要小心点哦。”



藤野刚根本没注意到。



“还有，瞳子的汉字测验得了一百分，回家后记得看一眼。”



“好的。”



“爸爸。”



“什么？”



“你不用担心我。我坚强着呢。”



看你嘴硬的，以前还在爸爸的膝盖上撒过尿呢――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



“我知道。”挂断了电话，藤野刚看到荞麦面早就送来了。绀野都快把他的那份吃完了。



“凉子总是很可爱啊。”



藤野刚瞪了一眼傻笑着的部下，开始吃自己那碗凉掉的荞麦面。



18



我寄出的信，他们都收到了吗？会认真对待吗？



三宅树理坐在自己房间里的桌子跟前，拿小圆镜照着自己的脸。太阳落山，天空脱去黄昏的暗红，桌上的台灯成了室内唯一的光源。



可是，不论她怎样热切地观察小圆镜，都看不到戏剧性的美丽变化。所以说镜子是个讨厌的玩意儿。但现在的她只能看看自己的脸，因为没有共同保守秘密、共同分享烦恼的朋友。



浅井松子算不上朋友。对于树理想做的事情及其意义，她装作完全理解，事实却一无所知。松子只是心地善良罢了，仅此而已。



今天的开学典礼上，校长什么也没说。或许那时举报信还没送到吧。即使是快信，昨天下午寄出的信件也要到今天下午才能送到。



这样的话，现在……



写给校长的信是寄到学校去的，因为不知道校长家的地址，这样一来就不可能送不到了。



另外两个人又怎样了呢？



那个见了就来气的藤野凉子。



还有最、最、最讨厌的森内老师。



她们读了举报信后，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呢？藤野凉子会马上跟她父亲商量吗？森内老师会给校长打电话吗？



森内老师的话，也可能在收到寄给她的那封之前，就先从校长那里得知举报信的事。这样一来，今晚回家看到她自己的信时她就不会太大惊小怪了吧。



这倒有点遗憾。我原本想把她吓趴下的。唉，给校长的信晚一天寄就好了。



森内老师住在江户川区，过着独身生活。放暑假时，有女同学到她家里去玩过，还嚷嚷着“好精致的公寓啊”“阳台上还种着花草呀”之类的话，疯疯癫癫的，简直有病。



森内那模样，有什么好羡慕的？你们都被她的外表蒙蔽了。怎么就不明白呢？



难道，一个人的外表就那么重要吗？



森内老师，我要你脸色惨白，手忙脚乱，晕头转向。我要你费尽心力，把那三个家伙从学校里赶出去。如果不这么做，那你就等着瞧吧。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呢。



三宅树理注视着小圆镜中的自己，思绪万千。她并不担心校方可能会着手寻找匿名信举报人。这对现在的她来说，还不那么迫切。？



江户川芙拉尔小区。



森内惠美子大学毕业后，进入城东第三中学成为教师，便即刻搬入了这里。她的老家在杉并区，从那里到学校上班并不算远，不过她早就打算趁就业的机会自立门户了。



即使并非大型房地产商开发的项目，这个小区也是有着六十户规模的公寓住宅群。包括惠美子在内的租户仅有几户，绝大部分的住户都把房子买了下来，虽然这里的住户以有孩子的小家庭为主，时常比较吵闹，但从安全角度考虑，比那些纯租赁性质的公寓要让人放心得多。惠美子对这里的住宅十分中意。



一月七日星期一，下午七点四十分，惠笑子回到家，推开入口处厚重的大门进入楼道。她走到成排的信箱前肴了看，从投递口便够得到晚报的，只有自己的信箱。



除了晚报，还有几张晚到的贺年卡和一封邮寄广告。惠美子把邮箱里的东西统统抱在胸前，朝电梯走去。下行的电梯中走出面熟的邻居，相互道声“晚上好”后，惠美子独自一人走进了电梯。她的房间是四楼的四〇三室。



走出电梯，脚上五公分高的高跟鞋在走廊地面敲出一连串“咯咯咯”的清脆响声。她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我回来了，我的家。



有个人在屏息静气地倾听森内惠美子的动静，脚步声、开门声，还有随后降临的静寂。那人住在隔壁的四〇二。



垣内美奈绘的生日是一月十五日。因此，每到一月份她总会心情郁闷。因为无论愿不愿意，她总会在这时想起自己的年龄。



不，也不是每年都郁闷。这种状况是从两年前，也就是丈夫陷入婚外恋的时候开始的。



从那时起，一直持续至今，已经有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了。



垣内典史是一家总部设在大阪的一流证券公司的职员，受益于数年前开始景气的经济形势，近几年的收入直线上升。当然，丈夫不会用“数年前”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而会明确地说“自广场协议（注：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打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以来”。即便身在家中，优秀的证券业务员说话也会准确又明快。



同理，他说起“我要离婚”时，也同样言之凿凿，既不会难以启齿，也不会扭捏迟疑，连说话的语调也和分析投资效率时一模一样。



“我们的婚姻这桩买卖失败了。考虑一下别的途径吧。”他是这样提出离婚要求的，在美奈绘的理解中，像是在谈论一桩投资项目。



垣内典史将自己的部分人生投资到美奈绘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却没有得到他预期的回报。所以他要换只股票。理所当然，简单明了。



至于被换掉的一方承受的伤痛，并不在他考虑的范畴。



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美奈绘的年龄也增长了相同的数字。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之前，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追问之下，丈夫说：“你既然知道了，那正是个好机会。”随即干净利落地提出了离婚要求。



而度过下一个生日时，美奈绘就要三十一岁了。她将在丈夫提出离婚并有婚外情――比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还要早上半年的时候就有了――的处境下迎来人生中的三十一岁。



美奈绘问过丈夫：“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比我小几岁？”



“二十八岁。”丈夫回答。她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原本是丈夫的顾客。



外出就职、生活独立、经济富裕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夺走了我的丈夫。



美奈绘没有答应离婚，于是丈夫离家出走，离开了这套以他的名义贷款购置的公寓。



“这套房子归你，算是精神补偿。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马上就去办过户手续。”丈夫临走时扔下了这句话。那是两年前新年过后的一天，他说明天就要上班了，有东京证券的开盘仪式。



“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做个了断。”



之后，他便与情人一起开始了新生活，把美奈绘孤零零地留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直至今日。



美奈绘并不打算答应离婚。怎么可能答应！把别人对我的侮辱和轻蔑照单全收？我美奈绘还没傻到这般地步。丈夫也太小看我了。当着丈夫的面，她也这么说过。



然而，丈夫典史就像面对着一个因投资风险过高而踌躇不前的顾客，脸上露出遗憾啊的表情，说道：“我很现实，也没有蔑视你。我们的婚姻投资失败了、破产了，需要解除合约，仅此而已。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美奈绘知道丈夫是有能力的，他的收入后来又提高了。由于绩效显著，他在公司里相当吃得开。现在的他已不是个普通的证券推销员，还有了个“金融规划师”的头衔，钱多得用不完。因此让出一两套这样的小户型公寓，对他而言根本无关痛痒。他每个月还寄给美奈绘为数不少的生活费。每次估摸钱已到账时，他都会打电话来。



“你总不能老是这样，差不多就行了吧？要是一直僵下去，我也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了。”



“什么强硬手段？”



“上法院。”



“行啊，请便。有本事你就去。搞外遇的丈夫抛弃妻子，法院会认可吗？”



“你可当真？最近的观念可不比过往。婚姻破裂后，有责配偶方提出离婚的情况，法院自会受理。还有，你真以为婚姻失败的责任都在我？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过？”



“我又没做错什么！”



“那就没法说下去了，扯来扯去没个完了。不过我可提醒你，只要打起官司，就别指望我再汇钱给你。你的生活有保障吗？”



说得很对。即使是现在，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如今丈夫和情人一定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美奈绘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因为典史像躲避危险的病菌一样躲着美奈绘。他更换过工作地点，美奈绘到他原先工作的地方打听，没人愿意给她线索，明显是有过封口令的。为什么大家都帮着丈夫？为什么？为什么？



新的一年，丈夫与过去一刀两断，开始崭新的人生，美奈绘不过是他抛弃的旧家具罢了。



“如果要比耐性，一直耗下去，我也无所谓。她说过不在乎是否登记结婚，反正不影响生活和工作。无端耗费时间，错过人生重启的最佳时机，只会对你越来越不利。”丈夫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每次都是这样。



美奈绘的老家比较远，父亲总是生病，母亲的精力全都用来照顾父亲了。美奈绘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从未向他们提过丈夫有外遇的事。假期时，她会用海外旅行作借口，不回老家。遇到做法事之类不得不露面的状况，美奈绘会独自前往。结果，父母从未有过怀疑。“典史他一定很忙。”



身居不起眼的小地方，在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工作的父亲，为可以在一流证券公闻大展身手的女婿感到自豪。而老是说父亲牢骚话的母亲，也为能够抓住好男人的女儿感到骄傲。女儿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却能钓到这么个金龟婿，还是有一手的。



因此出了当下的状况，美奈绘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被人甩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也没必要说，忍着就行。



只要一个人默默忍耐，就没人会知道。就当丈夫工作忙，隔三差五出差外派，很少回家，不就行了吗？事实上，在婚姻出现危机之前，典史确实一直很忙，几乎每天都要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休息日也基本不在家。



独自一人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骗过自己，就完事儿了。



但是，从某个时候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隔壁的女人――森内惠美子是两年前的三月份搬来的。自她过来打招呼那时起，就让人特别看不顺眼。不过大学刚毕业的小姑娘，却一副英姿飒爽、充满自信的模样，仿佛世间万物都会围着她转，她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再加上人长得美，打扮也很得体，只要看上一眼，就觉得来气。



当时，丈夫刚出走了一个多月，美奈绘没心思多琢磨隔壁新搬来的女人。管她呢，看不顺眼就不看。美奈绘很快把她忘了。公寓房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左邻右舍没必要多交际。



隔壁的女人威胁到美奈绘的生存权，还是在去年九月。具体的日子不记得了，反正是个星期天。那天午后，典史突然回来了。自他离家出走后，这还是头一回。



他说是回来拿一些旧资料的，本以为在公司，却怎么也找不到，觉得应该在家。听他的口气，那些资料好像十分重要。



丈夫的房间里，他用过的橱柜全部保持着原样，他随便何时回来，都马上能够使用。典史明明注意到了这一点，却故意不动声色，像警察入室搜查似的乱翻一通。美奈绘向他搭话他也爱理不理，为他煮了咖啡他也不喝。



日积月累的郁闷和愤怒，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爆发出来。美奈绘跟在丈夫身后，向他喷出一串尖刻刁难的话语。可丈夫毫无反应，只顾找他的东西。他明显地无视了美奈绘，而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美奈绘抓起手边的物品，朝走动中的丈夫扔去，虽然没有扔中，但看到丈夫瞪得溜圆的眼睛，她心里舒畅得很，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她继续扔，丈夫则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



“你是不是疯了？”扔下这句话，丈夫准备离开。美奈绘追上去，在丈夫打开房门的瞬间揪住他。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想把丈夫拖回房间。整个过程中，她都在高声哭喊。丈夫推开美奈绘，冲到外面的走廊想马上逃离，拖着他的美奈绘反被带了出去，滚到走廊上。这时美奈绘发现，隔壁的女人就站在眼前。



四〇三室的门开着，那女人一只手握住门把，正朝这里张望。估计她很吃惊，隔壁邻居家到底出了什么事？



典史也注意到了那个女人。他一直保持着的冷静竟因此开始崩溃。他的脸颊和额头霎时变得通红。



“失礼了。”典史简短地道歉后，用足全身力气甩掉美奈绘的手。美奈绘因第三者在场而不自觉地畏缩了一下，结果被丈夫推开，脑袋撞到门，一屁股坐到地上。丈夫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脚步踏得震天响。



美奈绘坐在地上失声痛哭，边哭边喊：“你等着瞧！我绝不会同意离婚的！”



一遍，两遍，她不停重复着这句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注意到隔壁的女人仍站在她身旁。她那双穿着凉鞋的脚就在美奈绘的膝盖附近。



美奈绘抬起头。隔壁的女人俯视着。两人目光相交。



隔壁的女人在笑。



当然，看到美奈绘泪流满面的模样时，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但美奈绘知道，她只是紧急撤回了笑容。她还弯下腰，对美奈绘说：“你不要紧吧？”



她的话音里居然还藏着笑意。她在嘲笑美奈绘。



美奈绘默不作声，连滚带爬般退到门的内侧。回到起居室后，她将头埋在靠垫下，又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太伤心了。不是因为典史。他那种冷冰冰的态度，美奈绘已然习以为常，早就不知不觉被迫适应了。



让美奈绘伤心的，是隔壁那个女人的嘲笑。那女人的眼角和嘴边流露出的些微神色，都在说着与典史一模一样的话。



「喂，你是不是疯了？」



不仅如此。自己的心事全都暴露了。美奈绘是个被人抛弃的女人，居然在大叫“绝不会同意离婚”，还硬缠着丈夫，丑态毕露。今后，无论美奈绘如何努力欺骗自己，都无济于事了。因为隔壁的女人全部知道了。



从此，隔壁那个女人的影响力，开始在美奈绘体内如癌细胞一般不断增殖、膨胀起来。



在此之前，美奈绘在公寓内外与别的女人擦肩而过时，顶多只会彼此点头致意。她向来都无视那些女人的存在。可现在不一样了。见到别的女人，感受她们的视线后，美奈绘能从中读出各种含义。



「脑子不正常了？



可怜巴巴的没出息女人。



被老公甩掉了？



你就死了心吧。



像你这样的大婶，不被甩掉才怪！」



你的人生彻底失败了。隔壁的女人总是这么说。即使她没有诉诸语言，没有发出声音，美奈绘一样听得到，一样明白。



「我不会变得像你一样悲惨。我可不是拖住男人痛哭流涕的、不知羞耻的女人。」



隔壁那个女人的职业好像是教师吧。刚搬来时，她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去年夏天，一些女学生到她屋里去玩，嘻嘻哈哈，吵得不亦乐乎。



也就是说，她是个有工作的女人。在职场有一席之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跟丈夫的情人一样。



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她时，美奈绘总能从她投射过来的视线里，以及不冷不热的点头致意中，感受到无声的嘲弄。



白天遇见时――



「死缠着一心想跟你离婚的丈夫，游手好闲地混日子。真潇洒啊，大婶儿。」



晚上遇见时――



「大婶儿，没什么地方可去吧？没人跟你约会吧？好可怜。可有什么办法呢？」



并且她还在笑。她在笑。她在嘲笑，在嘲笑美奈绘。



瞧你这走路的模样，假模假样的。大婶儿，我什么都知道哦。你是个被抛弃的女人。没有你可以待的地方，谁都不要你呢。你就是个碍手碍脚的电灯泡。



如果美奈绘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哪怕只有一个，那这个朋友定会忠告她，那些话并非来自隔壁的女人，而是她的自我责难和自我厌恶造成的幻觉。还会告诉她，应该受到责难的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丈夫。要想与他抗争，可以找到更好的途径，但首先必须尊重自己。



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这样的朋友。



美奈绘也考虑过出去找工作。她知道老闷在家里不好。如果自己赚得到生活费，便能成为和丈夫抗争的资本。可是她发现，外头根本找不到自己可以干的正经活。眼下经济景气，临时工作有的是，可美奈绘不喜欢按小时结算工资的工作。通过劳务公司的派遣工也不行，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美奈绘想进一流公司，想要真正的职业。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范围一下子变得很窄。电视和报纸新闻都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很抢手，有不少学生没毕业就签下了合同。可对于年过三十、中途就业、无特殊技能、学历和工作经历差强人意的美奈绘，现实相当残酷。所谓用工荒，恐怕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才。



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份不输给隔壁女人的工作。一定要进入一流企业。美奈绘就像中了邪，即使屡遭拒绝依然百折不挠。明知对方对年龄和学历设了限，也仍然耐心地填写简历，穿着新做的套装参加面试。在面试官的苦笑声中被淘汰后，她就直奔下一家、再下一家。



这时如果有一个头脑冷静并关心她的旁观者，一定会提醒她，她的假想敌不该是隔壁的女人，而应该是丈夫的情人。可惜她连那情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无法直接展开攻击，才拿隔壁的女人来做替身。郁闷！窝心！憋屈！气死人了！



什么职业不职业的？什么叫职业女性？我年轻那会儿，女孩子高中或短期大学毕业后，找家公司当几年事务员，再找个老公结婚辞掉工作，那才是正道。一路走正道过来的我应该才是人生的胜利者。为何如今，我反而会被当成无业游民对待呢？



“对不起，我们公司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如今招聘信息很多，您可以尝试别的领域，譬如临时性的工作。”



从退还简历给自己的招聘人员身上，美奈绘看得到自己丈夫的影子。从他们的恭敬言语中，她也能听得见丈夫的声音。



「和你一起生活太无聊了。你什么也不愿意学，也不想有任何长进。」



丈夫说，我是个什么也不会的女人。



可是，当初你不就是希望我留在家里吗？我全力承担家务，让你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投人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有孩子，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是想要孩子的。可你总是说，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心理准备，一拖再拖。我的要求你从来听不进去。



难道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跟我分手吗？你说我们的婚姻失败了，你到底是何时作出这样的判断的？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呀！



美奈绘孤独地呼唤着，在仅剩她一个人的四〇二室中，她的声音回荡于虚空，逐渐消失。内心的妄想和烦恼越来越浓，却没有人能给她一丝安慰。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抽到下下签，要遭这种罪呢？



隔壁的女人真叫人来气，简直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她都在干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什么人交往？有没有男朋友？她跟男朋友在一起时，肯定会拿我取笑作乐。一想到这些，美奈绘就夜不能寐。胡思乱想到最后，她终于鬼迷心窍了。



这个念头来自侦探电视剧。剧中两名担当侦探角色的男女，打探着可疑人物身边的一切。他们潜入那人的住宅，偷偷查看抽屉里的物品和信件。



虽说这里是精装修的公寓房，门锁都是统一安装，但毫无经验的美奈绘不可能轻易打开。那信箱呢？



对啊，如果只是查看那个女人的信件，我也做得到。要是抓住点什么把柄，就轮到我来嘲笑那个女人了。你别那么一本正经的，你的丑事我全都知道！



我不能离开这所公寓，一旦离开，就意味着向丈夫和他的情人认输。我要留在这里等丈夫回来，必须找回我自己的生活。那就先揪住隔壁那个女人的弱点，将她扫地出门。



开始不过是心血来潮，一个意外的发现却给了美奈绘极大的鼓励。去年圣诞节，她发现隔壁的女人极度萎靡不振，实在有点稀奇。在电梯间擦身而过时，那个女人一反常态，没有投来愚弄人的视线，只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去，眼圈红肿着，似乎在哭。



那个女人出什么事了吧？我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一发现的刺激下，美奈绘干劲十足地行动起来。



公寓的信箱都是用号码锁锁住的。由于隔壁的女人存有戒心，很难在她打开信箱时凑过去偷看密码。美奈绘绞尽脑汁，想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在三十公分长的尺子一头粘上胶带，从投递口探进去，将信件钓出来。较重的邮件估计没法上钩，但最重要的私人信件一般都比较轻。这个方法应该管用。



第一次尝试这种“钓鱼”的手法，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虽然那天没钓上重要的信件，美奈绘仍然紧张得心脏噗通直跳。这种感觉真是过瘾。从此以后，她每天都会尝试一下。邮递员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来一次，美奈绘每次都会在确认完那个女人的动静后伺机下手。她发现，只要留神不被其他住户和物业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只要钓到信件，美奈绘就会马上拆看，在身边留上一天后放回那个女人的信箱。明信片当然可以直接阅读，如果是有封口的信件，美奈绘会用蒸气熏蒸封口，打开后取出信笺。有些实在打不开的，就干脆用剪刀剪开。反正用不着全部还给那个女人，只要不让她知道信件被偷看过就行。



从元旦开始的三天，那个女人好像回老家去了，所有的贺年卡都是美奈绘首先看到的。由学生寄来的贺年卡得知，那个女人是某所初中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她教的是英语，还被一部分学生亲切地称作“森林林老师”。



这样的侦探工作如果继续干下去，还会挖掘出更多的细节，比如每个月的水电费、电话费。如果能知道她曾往哪里打电话就更好了。



一月五日，来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航空信。寄信人是女性，估计是大学同学。是去留学，还是去工作的呢？她也管隔壁的女人叫“森林林”。打过新年的招呼，她又描述了一番巴黎的美。



“五月黄金周来玩吧。”美奈绘看完后，便将这封航空信撕碎扔掉。



这样一来，隔壁的女人就失去了一位朋友，真叫人开心。



有没有更有分量的东西呢？更能威胁到那个女人的信件，怎么不来呢？



美奈绘的热切期盼终于得到了回应。即便她的夙愿没有感动上天，至少也感动了某位神仙吧。



今天上午十点过后。睡过懒觉、很晚起床的美奈绘下到大厅去取报纸。这时碰巧邮递员来了，正站在对讲门铃前。美奈绘装作若无其事地偷瞄着，看看有没有隔壁那个女人的信件。



“叮终、叮路”邮递员按响了对讲门铃的按钮，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抱着成捆的邮件，转身来到成排的信箱跟前。



美奈绘集中注意，倾听信箱中的动静。



“咔嚓”一声。毫无疑问，四〇三室的信箱中投进了信件。



美奈绘跑回自己的房间，取出钓邮件的工具。邮递员按过对讲门铃，这说明邮件是挂号信一类需要送达证明的信件。现在收件人不在，投进信箱的应该是投递单。只要将它拿到手，就能冒领信件。印章只要花钱就能刻制，若邮局要求出示住址证明，就拿出以前钓到的没有归还的邮件，譬如邮寄广告来作证。早知道可能派上用场，所以那种东西留着好多呢。



如果是现金挂号信就好了，美奈绘想着。自己本就需要钱，而且可以给那个女人造成点实际的损失。



可是，从信箱里钓出来的，是一封常见的书信。



是快信。怪不得邮递员按完对讲门铃发现没人，就直接扔到信箱里去了呢。



起初，美奈绘感到相当失望。但她仔细看了看这封快信后，一下被勾起了好奇心。



信封上的文字很诡异，是借助尺子划出来的。连寄信人的姓名也没有！



美奈绘自己曾寄出过好几封这样的信，是寄到丈夫的公司里去的，当然是为了告发他的无情无义。当时她心想，既然妻子的直接投诉他们不予理睬，那就装成同情妻子的“正义的旁观者”去告发。收件人信息和信件内容都是用文字处理机打印的，有几次因为觉得说服力不够，也采用过手写的方式。为了不暴露自己，尝试过用左手写和用尺子划。真是费尽了心机。



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后来美奈绘就再也不写了。看来，丈夫公司里的人全都是偏袒丈夫的。不过，写信时的兴奋之情依然难以忘怀，自己好像真的不再是自己，成了一个为可怜的垣内美奈绘仗义执言的旁观者。感觉不错，也绝不心虚。



美奈绘拆开这封奇妙的快信。她省去用蒸汽熏蒸的麻烦工序，干脆利落地剪去了封口。



她读到了信的内容。信笺上的文字和信封上一样，也是用尺子划着写的。



「举报信」



标题很引人注目。



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一班的柏木卓也？



他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弄死的？



二年级一班不就是那个女人带的班级吗？写这封信的人举报了一起杀人事件，还写道：请通知警察。



美奈绘立刻穿上大衣，朝附近的图书馆跑去。



家里订过报纸，可美奈绘基本只看报上的广告和电视节目预告，也很少看电视新闻。隔壁那个女人的学校竟然发生了那种事件，她根本没注意到。也难怪，到目前为止连她在哪个学校教课都不知道，以前要是再多关注一点就好了。说不定，去年圣诞节那女人一反常态的萎靡不振就和这件事有关。尽管她是个目中无人自信过剩的女人，自己教的学生死了，垂头丧气也是很正常的。



在图书馆查阅过上个月报纸的合订本，美奈惠马上就弄明白了。



事件果然发生在圣诞节的早晨。当天，也就是二十五日的晚报上写道，城东第三中学的校园内发现了一具就读于该校的男学生的尸体，似乎是从屋顶坠落致死的，城东警察署就事故和凶杀两条线索展开侦查。



就是那场大雪后的第二天早晨。美奈绘记得很清楚。对圣诞夜的大雪，天气预报的主持人还自作多情地说了句“好浪漫啊”。这种人根本无视了世上那些被人抛弃、孤苦伶灯地度过圣诞夜的可怜人。世人喜欢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的生活都和自己一样幸福美满。当时，美奈绘越想越气，直至坐立不安。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自己困在了屋里。美奈绘不由得对大雪生起气来。同样身在东京都，丈夫和他的情人此时一定在某处并肩仰望大雪，笑语盈盈地说着“好浪漫啊”之类令人作呕的情话。一想到这里，美奈绘就气不打一处来。



二十六日的晨报并未刊载事件的后续报道，而当日的各大晚报同时刊登了短文，讨论死亡的男学生是否系自杀。报道称，该男生十一月起就拒绝上学，他的父母一直对他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深感担忧。



两天后，报上又刊登了校方教职人员和同班同学出席守灵仪式和葬礼，并向该男生洒泪作别的新闻。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消息了。整起事件未引起轩然大波，看来已经当作自杀事件了结了。



但是，那位匿名的举报者提出了“凶杀”的证言。“他”声称自己看到有人将柏木推下屋顶的情景，并说凶手们笑着逃走了。



出了图书馆，美奈绘漫步在街道上。她已经好久没有一个人外出闲逛了。平时出门买东西或办事时，她都直奔目标，原路返回，且从不东张西望。因为，只要有卿卿我我的情侣或开开心心的一家子进入视野，她就会心乱如麻，两腿发颤，冷汗直冒。



现在却不同了，她能够默默地混迹于来往人流中，不受任何干扰。她的整个脑袋都被刚才发现的事实占满了。



好久没有这么激动过了。她感到浑身热血沸腾。



寄出这封举报信的人多半也是城东三中的学生，否则怎么会寄给老师呢？说不定还是那个女人班上的学生呢。



这封信既是举报信，也是求助信。老师，帮帮我。我知道真相，但我不敢说出来。



本该充满欢乐的圣诞夜，有一个孩子孤独地死去了。另一个孩子明明知道死亡的真相，却由于恐惧而不敢声张。美奈绘觉得，两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同类。他们三人都是被投入孤独牢狱的囚徒。



路旁有一家咖啡店。她自然而然地走了过去，推开店门，在一张靠窗的椅子上坐下，要了一杯混合咖啡。她已经很久没来过咖啡店了，在她看来，一个人坐着喝咖啡实在不成体统。看，那个女人连个同伴也没有一店里的其他客人一定会这么想。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连朋友也没有。多么可怜、多么悲惨的女人。



现在好了，根本不必在意别人的目光。热气腾腾的咖啡端来，美奈绘望着窗外，细细品味着。



举报信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这么大的事儿，不会有哪个孩子敢胡说八道吧。再说，“他”还让看到信的人通知警察呢。不可能是假的。



老师，帮帮我。



帮你，一定帮你。不过帮你的不是森内老师，是我。我们同病相怜，同样为孤独所困，所以我才会帮你。



森内老师是靠不住的――当这句话浮上美奈绘的脑海时，她体内原本混沌而又不断高涨的能量终于现出具体的形貌。



只要处理得当，在倾听举报人心愿的基础上，不就能给隔壁那个可恨的女人――森内惠美子以沉重的打击了吗？



自己带的班级有学生死了，她却只是萎靡了两天，年底又恢复原本那副旁若无人的模样，现在也依然精神抖擞地去学校上班。所谓厚颜无耻，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按理说，她早该引咎辞职了。



可那个女人非但不辞职，还一如既往地充满自信，这分明是她无视学生宝贵生命的铁证。



这样的女人一定要受到惩罚。



没有防止学生被杀――这就是她的罪行。



不，还不仅仅是这样。就算没有这封举报信，或者万一信上的内容是虚假的，仅就学生不愿上学并最终自杀这一事实而言，那个女人也该承担重大责任，不仅要失去做教师的资格，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然而直至今日，森内惠美子从未受到责备，也未作任何反省。



依然那么幸福快乐。



依然那么傲慢自信。



依然蔑视着美奈绘。



我要公开这封举报信。



时间不会太久，大概十天半月后，这封信会经过我美奈绘之手公之于世。



偶然看到这封信被人丢弃，由于内容重大，所以我送来了。



警察？不行不行，送到他们那儿实在不够火爆。交给媒体才行，而且要那些炒得出爆炸性效应的媒体。



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森内惠美子老师，无视学生写来的举报信并将其随意丢弃！



看你怎么解释！



我要摧毁你的一切，夺走你的一切，让你永远无法蔑视我。



垣内美奈绘对着咖啡店的窗玻璃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19



声音正在传播，由此及彼，往复于空中。飞去，飞来，又飞去，好像在练习抛接球，就算用上计谋，也常常会落败；既想传达心意，又时常裹挟着谎言。



“说是刑警，还以为会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听说是个女的，对吧？”



“嗯，还很年轻。不过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头了吧。”



“真理子，她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呃……”



“说是原则上自愿参加，可只有我们班必须全体参加，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级吗？就因为这个吧。有什么办法呢？凉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吗……有没有问一些讨厌的问题呢？”



“讨厌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



“譬如说，跟柏木关系好不好之类的。”



“啊，那是凉子你觉得讨厌的问题嘛。”



“才不是呢。”



“怎么有气无力的？感冒了吗？”



“也许吧。”



“最近流感爆发呢。快别打电话了，量一下体温吧。挂了，保重。”



挂了电话，藤野凉子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两眼怔怔地望着电话听筒。我们班就是柏木的班级，所以要全体接受问询调查，没办法。仓田真理子说得没错，估计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学校举办面谈活动，是为了找出写举报信的人。爸爸说得很清楚。其实，这还是爸爸向校长提的建议。“所以你权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听话着呢。”



凉子也觉得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里的同学，可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心思将“他”找出来吗？柏木是自杀的，这一点并无疑问。那么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将他从屋顶上推下去的证言，又有什么可信度呢？这就像玩猜拳，看到别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举报信应该另有目的，不管是谁写的，肯定是想捅出乱子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别为此把学校搅成一锅粥，别多管闲事了。这是凉子的心愿，可她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仍在对“为何要寄举报信给自己”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



电话打来时，野田健一正在一个人吃晚饭。晚饭是在附近的外卖便当屋买的鲑鱼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个初中男生独自一人对着打开的电视机，靠现成的便当和速溶味噌汤应付晚饭，这在别人眼里或许很凄凉，而对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轻松。



从前天起，母亲住进了当地的医院。这次是因为腰痛。她说自己疼得站不起身，医生怀疑她得了椎间盘突出症，决定让她住院检查。



父亲总是上夜班，健一只在出门上学时才能见到他，并向他索要餐费。从父亲的表情来看，母亲入院后，他反倒放了心。父子两人，嘴上总是沉默着，心里的想法倒是一样的。



自从提出要去北轻井泽开客栈，健一就一直提防着父亲。他就像个多疑的刑警，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小心提防，父亲说不定真会下定决心：健一，关于上次说起的开客栈的事情，爸爸还是觉得应该放手一搏。放春假时，我们就搬过去吧。



关于这件事，父亲曾和健一商量，听取意见。健一表示过强烈反对。或许对父亲而言，健一的反对意见只需用一句“还是觉得”就能挡过去吧。



每个人在青春期都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对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对工作牢骚满腹又死抱着公司不放？妈妈总是说爸爸的坏话，可为什么不跟他离婚？你们这对夫妻，真的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而健一对父母的极度不信任，已经渗透进实际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真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默默吃饭的健一，心里这么想。



真想一个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该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摆布，由自己来决定怎么生活，该有多好啊。



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健一立刻像做错了数学题一般，抹去了这个“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导出的这个“解”，是与跟着父母去北轻井泽一样的毁灭性错误。



健一可不是没有头脑的孩子。一个初二学生离家出走后会怎么样？外面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着自己？短暂的轻松自在无疑是以今后漫长人生的毁灭为代价的。简直傻到极点。



尽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可当他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向坂行夫的声音时，依然条件反射地问：“喂，你有没有想过离家出走啊？”



行夫似乎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地愣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说什么呢？冷不防地。”



“嗯，正好想到。”



“跟老爸吵架了吧？对了，你妈身体怎样了？”



行夫知道健一的母亲住院了。



“在接受检查。精神着呢。”



“好好的怎么会住院呢？小健，你没事吧？”



“有事”的是我们家爸妈。健一内心嘟囔道。



“你要是想离家出走，就来我家好了。”行夫兴奋地说，“住到我家来就行。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学。你来了，小昌也会很高兴的。”



这就是父亲提出要去北轻井泽时，健一想到的方案。现在，同样内容的提议从行夫嘴里说了出来。



健一感到一种久违的喜悦。想不到友情竟能如此令人温暖，我竟然忘了个精光。



“那怎么行呢？”健一微笑着说，“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没事儿，我们家才不在乎呢。我老爸老妈也说过，野田的妈妈住院了，一个人在家很无聊，让他睡我们家好了，顺便还能辅导小昌的功课。”行夫很高兴地说着。



健一很想继续这个话题，谈点具体的安排。但这毕竟只是他的心愿，他心里很清楚，父母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母亲甚至不想让他和行夫走得太近。她一定会当面斥责：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成绩一塌糊涂，你就没有更像样的朋友了吗？开什么玩笑？凭什么你要去受他的照顾呢？



父亲则会这么说：一个好端端家庭的孩子，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去麻烦别人家呢？



什么叫“无缘无故”？明明有缘故。我们家本就不是什么“好端端的家庭”。若健一如此反驳，父亲会气得翻白眼，大声怒吼：你胡说什么！



啊，烦死人了！为了从父母身边溜走，才会胡思乱想。可每每想到一个办法，又总要考虑父母会不会答应。



不能让父母的期待落空。因此要尽量不让他们有所期待。这一直是自己的行事原则。我不想和父母发生冲突，所以什么也做不了。我真没用。



真想一个人待着。突然，这股渴望化作一阵哽咽涌了上来，健一紧紧地握住听筒。



“什么事？”



“啊？”



“打电话来？”健一调整好气息，不让行夫听出嗓音的变化。“没什么事。今天你不是被叫去问话了吗？”



“被叫去？叫到哪里去？”



“哎？不就是那个嘛。柏木的那个，面谈嘛。”



“我以为什么呢，就为这个？”



上星期一，森内老师突然说，关于柏木的事件，校方要组织单独面谈。



“对象是二年级全体同学。想不想参与，原则上是自由的，但我们班要全部参加。柏木毕竟是我们班的同学，大家或许还有一些无法排解的心理障碍，希望大家一吐为快。”



当时教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谈什么？不过这么一来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好像早就等着这一情况了。



“与大家面谈的并不是任课老师。如果是我们这些老师，大家难免会有些难以启齿的地方。这次会由心理辅导老师、保健老师尾崎和城东警察署少年课的刑警来倾听大家的诉说。如果你们的父母也想参加面谈，可以一起来。”



听说有警察参加，同学中立刻发出一阵与刚才不太相同的喧闹。为什么会有警察参加呢？马上有人提问了。森内老师笑着答道：“大家别怕。警察只会在场旁听。城东警察署少年课正在考虑，今后如何防止类似的惨剧再度重演。他们想听听初中生的真实意见。所以，如果你们对学校有意见，不妨直说，明白吗？”



课堂里爆发出一片笑声。森内加了一句：“如果对我有意见，也可以借机稍稍控诉一下。”于是大家笑得更欢了。健一心想：其实你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吧？



准备工作似乎非常费事，直到这个星期一面谈才正式开始。面谈的顺序按学号，女生从前往后，男生从后往前。因此野田健一排在了向坂行夫前面。



“小健，他们都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啊？”



“呃，什么问题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心理辅导老师是个和健一的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子，规矩地穿着西装。健一原本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心理医生应该身穿白大褂，因此见到西装笔挺的心理辅导老师时，他还吃了一惊。面谈开始时，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临床心理医生。一旁那位城东警察署的刑警，出事那天见到过。短而整齐的头发，浓浓的眉毛，给健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导面谈进程的是尾崎老师。她说，谈话的目的在于了解大家的心理健康状态。看到尾崎老师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健一率先说出的竟是――妈妈又住院了。毕竟这才是他最想向他人倾吐的：老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想从父母身边离开，一个人生活。老师，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着初次见面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女刑警的面，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晚上睡得好吗？会隐约感到不安吗？独处的时候会害怕吗？柏木去世后，想起过他吗？早晨起来觉得头痛吗？肚子痛不痛？有没有过不想上学的想法呢？



健一觉得，在面谈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观察，似乎要比对其他同学更细致。这当然是因为健一是柏木卓也尸体的第一发现人。说来，他确实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关于柏木的事，有谁跟你说过些什么，或者给你打过电话、写过信吗？」



用意不明。反问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又说“没什么”。



「因为此事见了报，你又是第一发现人，就想问一问，有没有人来采访过你？」



健一回答说“没有”。心理辅导老师记了笔记，尾崎老师笑眯眯的，女警官则点了点头。



「我觉得柏木死得很可怜。但也仅此而已。」



听了健一这句话，这次是三人一起点了点头。



事实上，健一几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记了。当然，柏木的身体冻得硬邦邦的触感，雪花沾在他张开的眼睛上的情景，并没有从健一的记忆中消失。那毕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尸体呈现自己眼前。



或许正因如此，健一没心思多考虑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经安然长眠于地下。继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健一无法专注于他。对不起了。



“气氛并不紧张。健一对着话筒说，“尾崎老师也在场，还给我倒茶喝。”



“哦……”



“用不着太当一回事，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的话。”



“成绩一塌糊涂，这不能跟他们说吧？”



“有什么不能的？顺便说说森内老师偏心眼也行。”



“你说了吗？”



“我怎么会说呢？”



“你太坏了。我也不说。”



就算是单独面谈，可谁会真的说出心里话来呢？



我只把学校当成学习如何处世的场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仅此而已。老师们用他们的尺子衡量我们，要求我们符合他们的标准。倘若真的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又会被当作失败者对待。老师们只想挑选极少数人进入成功者的行列。



这种话，谁会真的说出来呢？



而且与这些相比，我还有更实际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怎样才能从他们身边逃走？又有谁会告诉我答案呢？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这份努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会如此不合情理？老师，请你告诉我。警官也好，心理医生也好，请你们告诉我，我要怎样做，才能获得自由？



打发完尽聊些废话的行夫，健一挂断了电话。电话听筒半冷不热的手感，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晚餐的盒饭还剩一半，已经凉了。电视机开着，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综艺节目。轻薄浮夸，低级庸俗，但电视里那些人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劲地笑个不停，仿佛在告诉健一：除了你所在的这个家，别的地方都充满欢乐，幸福美满。



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离了这个世界。



从走投无路的现实生活中，逃之夭夭。



一个在面谈时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念头，像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



死亡的拥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后，张开两条有力的手臂。



我才不想死呢。离我被那两条手臂抱住还早着呢。我有自己的人生。一定有，一定有。在我获得自由，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前，只有隐忍等待。



别的出路，应该会有。



为了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就行了。



健一觉得自己仿佛在看厌了的风景中发现了新的建筑物。



这时，家里不知哪儿的一只钟响了。



*



为什么女生不像男生那样，从学号排在后面的开始面谈呢？如果这样的话，三宅树理很快就能轮到了。



突然安排这样的面谈，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是想从学生嘴里打听点什么吧。还设置了直接送信给校长的信箱，难道这就是校长对树理的举报信作出的反应吗？



面谈还有刑警参加，也是因为接受了树理的告发，警察才出马的吗？这也太隔靴搔痒了吧。要开展正规调查，何必单独面谈呢？把大出他们一伙人押到审讯室，像警察剧里那样接二连三地抛出问题，严加审问不就行了？



三宅树理以“作业很多”为借口，敷衍了事地吃过晚饭，缩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脸上新长的粉刺痒得厉害，她拼命克制着用手抓挠的冲动。



上星期，刚听说要举行单独面谈时，树理几乎陷人恐慌。松子姓“浅井”，按照学号的编排方法，会排到第二个。松子这人没心没肺的，谁知道面谈时，她会说些什么呢。树理叮嘱她：“我们一起去寄信的事不能对别人说。”



可她好像连树理惊慌的原因都不太理解。



“让老师们知道了不是很好吗？这样不行吗？”她竟然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寄出的，可就糟了！”



得讲得如此清楚明白，她才终于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也是个傻瓜。



树理简直想狠揍自己的脑袋。我为什么要让松子帮忙呢？唉，如果我有更机灵、更聪明的朋友就好了。



面谈结束后，树理急忙问松子有些什么问题，可她的回答仍然不着边际，尽说些“老师可好了”之类的废话。“老师问我还记得柏木吗？我就说，我觉得他挺酷的。”



「“是吗？他酷在哪儿呢？”



“他不输给大出他们。还有，他经常在教室看书，看的书都是很难的那种，他肯定很聪明。”



“你跟柏木说过话吗？”



“我长得这么胖，男生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不敢主动跟他说话。”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呢？不一定吧。”」



松子开心地向树理汇报面谈时的对话。尽是些无聊的废话。她甚至还说，最近跟仓田真理子商量好，准备一起减肥。



“仓田人不坏。以前我以为她只跟藤野好，看来并不是这样。”



“她跟藤野是一伙的。”



“不是的，树理。再说藤野也没那么讨厌。她还陪我们去图书馆找介绍减肥方法的书呢。”



“你上当了。”



树理说，松子要是跟藤野她们搅在一起，自己就跟她绝交。松子听了十分为难。



“我跟你绝交，你就没朋友了。明白吗？谁都不会理你。”



“可是仓田……”



“你们两个胖子在一起？啊呀，真是惨不忍睹。你们两个并肩走在路上，简直要羞死人了。”



看到松子快要哭出来了，树理这才饶过她。提出绝交，确实出于树理的本意，不过她发现这样一来，最受不了的竟是自己。因为，如果真的跟松子绝交了，谁知道她会跟别人说些什么呢。



“松子，你的朋友就是我，我的朋友就是你。明白了吗？”



要搞定松子还不简单吗？对此，树理充满自信。



问题是单独面谈。老师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森内老师装模作样的表情背后，到底隐藏着如何叵测的居心？



为什么非要让我受这些煎熬呢？我不过是遭受到残暴的欺辱，羞恼难挡，才奋起反击，为了以后不再被如此伤害。



且不论她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习惯于关注自身内心的树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她那颗年轻的心中隐藏着无限的创造能量。这种想象力徘徊于妄想的边缘，在她心灵的眼睛里投射鲜明的影像。



如今，类似的影像正出现在她眼前，清晰可辨：校长和森内，还有一脸凶相的警察，他们并排坐着，等树理在他们跟前坐下，便一齐露出冷笑，开始发问。



「“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吧？”



“你在撒谎。”



“你真的看到了吗？你有证据吗？”」



树理眨了眨眼睛，眼前的影像随之发生变化。这次校长、森内和刑警们一齐拍着树理的肩膀，赞不绝口。



「“你能站出来举报他们，真勇敢。”



“这样的话，柏木就能瞑目了。”



“三宅，你真了不起。”



“感谢你协助警方调查。警视总监会为你发奖状。”」



笨蛋，笨蛋，笨蛋！无论哪一种，都不会变成现实。早知道会有这种结果，我才不公开出面举报。我只要悄悄在暗中操纵着，让老师们忙个团团转就行了。



我必须顺利通过面谈的考验。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不就行了？可是怎样才能算是“一无所知的样子”？即使谁都不知道，即使连松子都一知半解，自己做的事自己总会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扎下了根。



难道藤野凉子没读那封举报信吗？那个优等生在干什么？她没有马上跟她父亲商量吗？没有告诉学校吗？要给她打个电话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树理顿感心乱如麻，不由得坐立不安起来。给藤野打电话要问什么？问她：我寄给你的举报信，你扔掉了吗？冷静，冷静。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是吗？想想，再想想。三宅树理开动脑筋，展开想象。



譬如说，呃……譬如说，我收到了奇怪的信件，想跟她商量一下，如何？我收到了举报信，信中说柏木是被人杀死的。藤野的父亲是警察吧？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想问一下。



可以啊，这样说不就行了吗？如果她要我把信拿给她看，又该怎么办呢？复印用的底稿还留着，但那不能直接拿给她看，说不定会被她看出破绽来。因为害怕，我看过后就撕掉了，可总是放心不下，便想到来找藤野商量。嗯，这样讲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年轻和幼稚都会造成同样的弱点：缺乏耐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想马上看到结果。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等待，这样的教训往往得活到中年才能体会。而意识到这一教训实为真知灼见，往往要耗费剩下的全部人生。



三宅树理同样急不可待。尽管她自我感觉已经深思熟虑，事实上还是相当肤浅幼稚的。



树理走到自己房间的电话旁。这是一台子机，按下通话按钮后，放在起居室的母机会亮起指示灯，父母会知道她在打电话。如果通话时间长，母亲肯定会过来看。到时候就必须装出一副为烦恼所困，在找朋友商量的模样。如果此事传到藤野父亲的耳朵里，自己的父母估计也会有所反应。因为，如果树理要求那个令人讨厌的优等生不要将此事泄露给他人，她肯定不会答应。她这个人，什么都要向老师和父母汇报！因此必须做好被父母发觉的思想准备。



「“树理，那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上周五。”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



“对不起，我不想让你们为我担心。”」



如果再掉一两滴眼泪，父母就会更加深信不疑。那么，然后……然后呢？



再往后又该怎么办？树理一边自问自答，一边从抽屉里取出班级紧急联络通讯录的打印件，上面就写着藤野凉子家的电话。树理此时满脑子都想着给凉子打电话，没有考虑其他事情的余地。她只想早点跟凉子沟通，早点让自己轻松起来。



树理十分紧张，甚至听得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她的手指在发抖。心一慌，她拨错了号码，只得重拨一遍。



这次总算拨通了。听筒里传来等待的铃声：嘟――嘟――咔嚓。



“喂，这里是藤野家。”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既紧张又兴奋的树理，一心以为肯定会由凉子来接电话，现在听到陌生的声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喂，这里是藤野家呀！”



估计是个小学生。藤野凉子有妹妹吗？树理将听筒紧贴耳朵，吸了一口气，刚想开口――“这里是藤野家，请问您是谁？”



这小丫头真讨厌！



这时，树理飞速旋转着的脑筋里冒出一连串疑问。举报信寄给你三宅树理？为什么？你又不是老师，家里又没人当警察，再说你原本和柏木卓也并不亲近，为什么会寄给你？这不奇怪吗？



面对这样的质问，她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解释呢？



树理跟柏木连话都没说过。她对柏木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走近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追溯所有人知晓的事实，便无法捏造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这与举报信内的虚构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



树理用力扣上听筒，挂断电话。她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我并不笨，却差一点犯下无可挽回的失误。这到底是怎么问事？好险啊，真是千钧一发！树理做了好几次深呼吸，用双手摩擦着自己的身体，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脸上露出冷笑。



现实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树理撒下的弥天大谎仍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此刻的树理根本想不到这一层。



*



“什么事？是打错的电话吗？”刚洗完澡的凉子，身上披着毛巾问妹妹。



瞳子手里还握着电话听筒，撅起小嘴说道：“挂掉了。”



“说什么怪话了吗？”



“什么是怪话？”



“就是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是莫名其妙的话呢？”



凉子从瞳子手中拿过听筒，搁回电话机。“不是答应过爸爸妈妈吗？瞳子不能随便接电话。”



“姐姐怎么可以接电话呢？”



“翔子也不能接。我是中学生了，所以能接。”



“我刚才就在电话旁边嘛。”



“那就去叫妈妈接。”



凉子一直很小心，尽量不让妹妹们接电话。理由有两条。首先，家里的电话常会有父亲工作相关的重要联络，让翔子或瞳子接到可能会误事。其次，这世上闲人太多，时常会打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以前有一阵子就不断有骚扰电话打进来。凉子不想让年幼的妹妹们接听这种电话。她是个十分爱护妹妹的大姐姐。



“真的是马上就挂断的吗？”



“是啊。可是有‘哈――哈――哈――’的声音。”



“哈――哈？”凉子一下子皱起了眉头，看来果然是骚扰电话，“觉得不舒服吗？”



瞳子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瞳子吗？”



“嗯，你没事就好。你也快去洗澡吧。”说完，凉子很快遗忘了电话的事。



*



未能送达的讯息掉落在黑夜的一角，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寒风中，声音不再往复回响。



太阳升起，太阳落山，一天很快过去。在事先设定好的开关无声无息地打开之前，时间平静地流逝。今天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便能够安然进入梦乡。



20



星期天没有门诊，医院大门紧闭。佐佐木礼子从边门进入医院后，向一个路过的护士打了声招呼，并出示警察证件，询问外科抢救室位于何处。



护士告诉她，只要顺着脚下的蓝线走就能到。过道很空旷，礼子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边跑边脱下大衣，又看了看手表：马上就到三点了。



拐过三个弯，她看到了站在过道上的庄田。脚下的蓝线还在向前延伸，一旁的对开门上挂着“抢救室”的标牌。没错，就是这里。



“孩子的母亲正在和医生说话。”庄田说道。



庄田今年正好三十岁，比礼子小两岁，但他在少年课的资历和礼子不相上下，礼子一直将他看作自己的同僚而不是晚辈。庄田为人热心，能力很强。相比那个一心只想哪日离开吃力不讨好的少年课，工作总是心不在焉的课长，他要可靠得多。



“情况怎么样？”礼子问。传呼是庄田打给她的，回电话时她没有询问被害人的伤情。电话里，庄田是这么说的：是大出他们干的。被害人用救护车送去医院了。礼子当时觉得，了解这些就足够了。



“刚送来时，满脸都是血。”说着，庄田抹了一把自己的瓜子脸，“耳朵里好像有出血，具体细节还得问医生，不过，至少被害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被救护车送来时，神志清晰吗？”



“有意识，但有点迷迷糊糊的。”



被害人名叫增井望，是城东第四中学的一名男性学生。



“询问过被害人了吗？”



“还没有。只问过他的母亲和救护员。发现被害人并叫来救护车的那个人不仅心肠好，还相当机敏。他给了救护员一张名片，说是之后可能会找他了解情况。因此我马上联系到了他。”庄田打开一直拿在手里的笔记本，“他叫田川实，是冈谷证券的职员，说他是在休息日上班的途中发现的被害人。他晚上七点才下班，可以过会儿再去找他。他是个系统工程师。”



冈谷证券是去年从兜町搬来城东新楼的大型证券公司。那栋造型前卫的办公大楼，在这附近相当稀罕，老远就能看得见。



“似乎没打110报警。”



“也难怪。不过，已经派人去保护现场了，不用担心。”



礼子咬了咬下嘴唇，说道：“这次可不会当成中学生敲诈事件从轻发落了。当然，敲诈本身已经很恶劣了。”



庄田点了点头：“这是不折不扣的抢劫。”



“那些家伙，”礼子很想恶狠狠地唾骂几句，“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来！”



“这得问本人才能知道。”庄田干脆地应道。面对作为少年课“常客”的不良少年和问题少年，庄田虽说算不上冷漠，但比起礼子的痛心疾首，他可要淡然得多。



“怎么知道是大出他们干的呢？”



“不太清楚。据说增井对赶来的母亲说，他是被三个人一伙的学生打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出。他母亲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就给警察署打了电话。所以严格来说，还不能断定是大出他们干的。”



礼子觉得，不是大出他们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他们以前就认识吧？”



“估计是吧。增井遭到他们的纠缠，可能不是第一次了。”



这倒完全有可能，所以才越发显得荒唐，令人气愤。



事件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离这家区立综合医院十五分钟脚程之外的相川水上公园旁，冈谷证券公司职员田川实发现了一名少年。少年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园门口，在路边蹲下身子，脸上和衣服上都沾有血迹，一看便知事态异常。田川走过去跟少年打了招呼，可对方连头都抬不起来。田川大惊失色，赶紧跑到附近的人家借电话呼叫救护车，并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直陪在少年身边，支撑着他的身体。少年身着毛衣，没有穿外套，鞋子掉了一只。借电话给田川的那户人家的主妇拿来了毛毯，盖在少年身上。等待救护车只用了五分钟，可这段时间里，少年一直在呕吐。



救护车到达后，田川讲明公司到了交接班的时间，自己要去上班，给了救护员一张名片就走了。救护员将少年扶上救护车后询问他的姓名。少年说，他叫增井望，还报了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救护员问他：“怎么会受伤的？”



增井回答：“被人打的。”并要求给妈妈打电话。



由于增井声称自己头痛难忍，救护人员便不再问更多的问题。



增井躺上担架床推进抢救室后，他母亲赶到了医院。看到母亲的脸，增井似乎感到放心，边哭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个人走在相川水上公园里的时候，被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学生大出及其同伴缠上了，挨了揍还被抢了钱。由于是三个打一个，他一下子就被打懵了，一时间失去了知觉。等他清醒过来，觉得浑身发冷，疼痛难忍，头晕目眩，十分难受。他想先回家再说，可走到公园的门口时，两腿就动不了了，只得蹲下身子。外套和鞋子到底去了哪里，自己也不知道。



母亲听了他这番话马上打电话给城东警察署报了警。于是礼子他们来到了这里。



“听他母亲说，增井是从图书馆回来时出事的。”庄田说道，“他的家与发现他的公园门口只相隔两个街区，穿过公园的路线是去图书馆的近道。”



那座相川水上公园是将原本位于该处的运河填埋后修建的，因而被冠以“水上”之名。那里树木葱茏，又利用原先的运河构筑小桥流水的景致，非常适合休闲散步。不过，由于构造复杂，背阴处多，这里曾发生过多起敲诈抢劫、猥亵女性的案件。太阳落山后，儿童和女性一般都不敢进去。



增井虽然是在大白天受到袭击的，但由于现在是冬天，公园里没什么人。礼子觉得要找目击者可能有点难。如果有人目击事发现场，应该会当场报警。不过也很难说，有些人会因为害怕受到牵连而选择视而不见。就算路人知道涉事双方都是少年，说不定也不会报警。据说近来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小鬼。



“两位警官。”



庄田和礼子听到有人喊他们，便回头望去。抢救室门口站着一位身穿浅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请吧。时间不长的话，可以跟病人交谈。不过，别让他过于兴奋。”



礼子走近这位高个子医生，问道：“病人现在情况如何？”



“脑电波并未发现异常，CT也正常，估计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过，脑震荡的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还有眼底出血，右眼尤其严重。”医生答道。不知为何，他是看着庄田的脸，而不是面对礼子回答的。



听了医生的回答，礼子心头猛然一震。“对视力的影响……”



“嗯，这有待进一步观察。我想应该不存在失明的危险，但视力很可能会下降。”



“有没有骨折呢？”庄田问道。



“右侧三根肋骨骨裂。”医生敲了敲自己的侧腹，“从位置来看，不像是倒地时骨折的。听说是遭到敲诈了，对吧？”



医生扬起一条眉毛。问题依然抛向了庄田。



“好像是的。”



“估计是用脚踹的吧……”医生自言自语般地说，“脸上和身上都留有殴打的痕迹，眼睛周围尤为明显，几乎能看得出拳头的形状。哦，对了。如果你们想拍照留证，请跟护士打个招呼。”医生似乎已经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跌打伤很多，并且发肿了，肯定十分疼痛。已经为他注射了镇痛剂，如果病人想睡觉，请不要硬性阻止。他受到了惊吓，必须安静地休息。”



“内脏没有异常吗？”



“有少量血尿。暂时没有检查出更严重的异常，但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时，礼子放在上衣口袋里的传呼机响了。她急忙将其取出。



“请关闭电源！”一声严厉的告诫之后，医生便离开了。礼子对庄田说了声“是署里来的”，就去大堂里找电话了。



署里通知她，相川水上公园的绿化丛中发现一件外套，疑似增井的失物。那件外套污秽不堪，还有划痕。丢失的鞋子尚未找到。



“大出俊次、桥田佑太郎、井口充，”礼子报出三人的名字，语气充满厌恶，“能找一下这三个人吗？”



对方回答说，已经通知巡警去商业街寻找。这三人都不在自己家中，他们的家长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警方并没有告诉家长们具体情况，觉得应该谨慎对待。



挂了电话，礼子心想：好了，这下得看那位强横的大出社长如何应付儿子的不检点了。“不检点”？对，估计大出胜会使用这样的词汇。要不就是“调皮捣蛋”？但是，这次的情形远非如此简单。这是犯罪！他们竟然动起了刀子。



刚想离开电话，礼子又改变了主意，重新拿起听筒，拨通了城东第三中学的电话。铃声响了一会儿，一位男性事务员接听了电话。礼子告诉他有急事，向他打听了津崎校长家的电话号码。



铃声只响了两次，津崎校长就接起了电话。



“休息天还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尽管礼子这样打了招呼，她还是能够感觉到，电话那头的津崎校长相当紧张。



“出什么事了？”校长问。



礼子讲了一遍事件经过。



校长沉默了两秒左右，随后干脆利索地说：“我马上就去学校，守在办公室，有情况请随时联系。我叫年级主任高木老师一起去。”



“拜托了。”



老师们也不得轻松啊。礼子在心底嘟囔了一句。？



抢救室里放着三张病床，用帘子分隔开来。



增井望躺在最内侧的那张病床上，一位身穿嫩绿色对襟毛衣的中年妇女正站在床脚边，应该是增井望的母亲。她很快发现了礼子的到来，并走上前来。



“我们是城东警察署少年课的庄田和佐佐木。”



出示警察证并向她打招呼时，增井的母亲低了好几次头。



“增井的情况怎么样？能跟他说几句话吗？”



“啊，啊。”母亲嗓音沙哑地答应着。治疗结束，检查结果也已知晓，得知儿子避免了最坏的状况，随着几分安心一同涌来的，恐怕就是极度的疲劳吧。



“他有点困，但应该能说话。”



“夫人，您也没事吧？”礼子将手轻轻搭在增井母亲的胳膊上，“您是在这里坐一会儿，还是去候诊室休息？”



“我待在这里就行。我要陪着他。”



“和其他家人联系过吗？”庄田问道。



“我丈夫今天去打高尔夫了。陪客户。”



“啊，这样啊。那就联系不上了。夫人您一个人真是受累了。”庄田点了点头，像是在安慰她似的。



“他姐姐在学校有社团活动，还没有通知她。目前只有我一个人能来。”



“增井有姐姐？”



“嗯，叫年子。”



“也是四中的学生吗？”



“是的。”增井的母亲握紧拳头顶在嘴边，眼角充满了恨意，“本以为四中没什么大问题，不会让人担心。可谁知，他竟会被其他学校的学生欺负……”



礼子走近增井望所在的病床。被子几乎没怎么隆起，可见这个孩子的身体相当单薄。他闭着眼睛，呼吸时鼻腔微微震颤。



增井望的脸肿着，右眼上覆着眼罩，套在耳朵上的白色橡皮筋勒住了鼻梁，光看这一点就觉得很痛。他身上盖着一条薄被，脖子以下的样子看不到，不过有一根导尿管从被子底下露了出来。对于正处于敏感期的男孩，这会令他十分难堪吧。吊在床脚边的塑料袋中的尿液，至少在外行人来看没什么异样。礼子放心了。



右臂正在输液，药液有节奏地滴下，礼子能看到药名，却不懂药的效用。



“增井同学，”礼子轻声喊着，“我是城东警察署的警察。你现在能说话吗？”



增井望的眼球在半开的眼皮底下动了动，周边布满深紫色淤痕的嘴巴颤抖着，微微张开。



“是警察吗？”声音很低，几乎被呼气声掩盖。



“是啊。你遭罪了。是不是很害怕？不过现在不要紧了。”



少年闭上了眼睛，眼皮一跳一跳的。他似乎正和镇静剂的药效作斗争，想努力睁开眼睛。



“不必勉强自己说话，医生也是这么说的。那三个打了你还抢走你钱的人，警察正在找他们呢。你放心好了。”



增井望的眼皮缝隙中露出一点点瞳仁。他在看礼子。礼子对他点了点头。



“大出。”少年说。



礼子刚想径直说出“大出俊次”这个名字，犹豫片刻后改了口。“是三中的二年级学生大出俊次，对吧？”



“嗯。”



“他一个人吗？”



“还有他的同伴。就是老跟着他的那两个。”



“增井同学，你认识他们吗？”



少年的鼻腔猛地鼓起，喷出一股气息。“在学校里，听说过。”



“四中？”



“是的。”



“在你之前，四中也有人被大出他们敲诈过吗？”



“是的。”



“这么说来，他们在四中也很出名？”



城东三中和四中会有从同一所小学毕业的学生。而大出俊次在小学就是问题儿童，所以一旦有点什么事，大家很快都知道了。



“所以增井同学也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也会互相叫对方的名字。”



“在威胁你，对你施暴的时候？”



“是的。”



笨蛋。礼子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词。大出的三人帮既是一群坏蛋，也是一群笨蛋。一想到这里，礼子就怒火中烧。



她掏出笔记本，里面夹着那三个家伙的学生手册的复印件，一张张拿给增井望看。增井望确认了复印件上的脸部照片。



“就是这三个人。”



“他们是怎么威吓你的？”



少年的头在枕头上动了动，嘴角颤抖着。



“你的外套已经在相川公园里找到了，被刀子割破了，那也是大出他们干的吗？”



“嗯。”



“他们持刀威吓你，叫你把钱交出来，是吗？”



“是的。”



“具体地点在哪里？”



“在散步道路的，桥边。龟井桥。”



那是一座靠近相川水上公园出口的小桥。



“受到威吓后，你做了什么？”



“逃跑。”



“但是没有跑掉？”



“是的。他们就打我，踢我。”



“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一千日元左右。”



“都被抢了吗？”



“反正没有了。”



“你没看到他们抢走吗？”



“我晕过去了。”



“那么，之后的事情你还记得吗？走出公园来到马路上，直到有人叫来救护车。”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绿化丛里。”



“受到攻击时在散步道路上，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在绿化丛里？”



“是的。”



增井望的脑袋又微微动了一下，鼻腔“哼”的一声鼓胀起来。呼吸也带着几分颤抖。微睁的那只眼睛闭上了。他很累了吧。



那三个家伙看到增井望一个人走着，于是围上去拔刀威吓，用刀子割破他的外套；当他想要逃走时，三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等他倒地昏厥后，又抢走他身上值钱的东西，也许他的外套就是在那时被脱下的。鞋子呢，或许是他在逃跑时弄丢的吧。



然后，那三个家伙将失去知觉的增井望藏到绿化丛中，溜之大吉……



野蛮，恶劣。礼子感到自己的喉咙火辣辣的。



背后有人拍她的肩膀。一回头，庄田在她耳边低声说：“巡警找到大出俊次了，连同其家长一起带到了警察署。”



礼子点了点头另外两个人呢？”



“跟屁虫嘛，都跟着呢。”



“他们刚才在哪儿？”



“游戏中心。‘天秤座’里的。”



原来他们还在玩啊，认为自己不会被抓，是吧？



礼子将视线转回病床。增井望正平静地呼吸着。礼子轻轻地叫了声“增井”，没有回音。就让他睡吧。



离开病床，回到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庄田已经在那儿等着她了。



“回署里去吧。”原以为自己能克制，可一开口，礼子仍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十分尖锐，充满火药味。那群混蛋，无可救药的三人帮。瞧着吧，这次可不是口头教育一下就会放你们过关的。



21



回到少年课后，课内的同事马上告诉她“在大房间”。所谓“大房间”指的是楼上的大会议室。



“课长也在那儿？看了一眼空着的课长座位，礼子问道。



“在啊，正憋着火呢。”



急匆匆脱去大衣，抄起便笺本，礼子和庄田一同跑上楼梯。大会议室所在的楼层还有署长室和训话大厅。平时，这是警署内最安静的楼层。



今天就大不一样了。礼子刚把手搭在大会议室的门把上，里面便传出了怒吼声，好像正等着她一样。



“我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断定是我儿子干的了！”



礼子看了看庄田。庄田抿嘴笑着小声道：“已经在了。他老爸。”



礼子说了声“对不起”，一脚踏进大会议室。她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视线一下子向她涌来，仿佛冒失地冲进狂风骤雨一般。



人物俱已到齐。长方形大会议桌距礼子走进的移门较远的一端坐着大出俊次、桥田佑太郎和井口充三个人，椅子拖出老远，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大出俊次的父亲大出胜占据了会议桌的一条短边。刚才的大声吼叫无疑出自他之口，礼子早就听惯了。



大出俊次坐在他父亲身边，也就是桌子的一角。桥田佑太郎和井口充与这对父子稍稍拉开距离，背对着会议室的门。与这两名少年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坐着桥田的母亲，还有个礼子从未见过的中年男子。由于桥田家只有母子两人，这个中年男子应该是井口充的父亲。如果将井口充多余的脂肪抽走，再扔进脱水机里甩上几圈，或许能变得和这个中年男子一模一样。



礼子稍稍有些吃惊。之前井口充每次闯祸接受教育时，他父亲从来不露面。礼子遇到的总是他的母亲。而这个做母亲的，是个只会哭着说对不起的人。



大出胜充满敌意地瞪视着礼子和庄田。这位大出木材厂的社长长得高人一头，宽人一背。儿子俊次尽管个头不小，和他父亲站在一起就显得相当瘦小了。



今天是星期天，大出胜没有穿西装，一身气派的大格子毛衣。左手的手腕上戴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是劳力士。



“你们到底跟我儿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大出胜吼叫着，显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模样。



礼子没有理睬他，对房间里所有的人轻轻点头，说道：“我是少年课的佐佐木。这位是庄田。有劳大家了。”



她多半是对着桥田的母亲和井口的父亲说的。桥田的母亲避开了她的目光，井口的父亲垂头丧气地将脊背弯得更低。



“情况刚刚说明过了。”坐在一排学生及家长对面的里中课长说。虽然表情平静，但他的目光分明带着厌恶和不耐烦。他身边坐着刑警名古屋，嘴里叼着照例不点火的香烟，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既然可能是少年课里的“名人”惹出的事件，课长出马理所当然。可看到名古屋也在一旁，佐佐木礼子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名古屋却不看礼子一眼，只是将身子靠在弹性不错的座椅靠背上，不住地用眼睛扫视着对面的三位初中生。



“听说你们在‘战斗指挥室’，受惊了吧？”礼子神情爽朗地对大出他们说道。刚才的电话里提到他们在天秤座大道的游戏中心，而“战斗指挥室”就是那里两家游戏中心的一家，也是这伙人常去的。



没人应答。三个人忠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做出三种不同的表情。大出俊次面露冷笑，目中无人；瘦高个儿的桥田佑太郎就像睁着眼睛睡觉似的，毫无反应；矮胖身材的井口充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时偷看礼子的脸，好像想到了什么俏皮的下流话，却不说出来，也许是害怕挨老大俊次的骂。



“巡警找到他们后立刻联系了他们的监护人，就一起来了。”里中课长说道。他似乎在强调手续上毫无差错。



“好好的休息日都让你们给搅和了。”大出胜愤愤不平地说。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只有右手的手背是白的。这是打高尔夫球留下的印记。



有时间打高尔夫，就不肯为管教儿子多花点心思吗？礼子在心中抱怨道。



“非常抱歉。”礼子恭敬地说，“因为发生了课长刚才说明的事件。我和庄田去医院看望过被害人，他受到的伤害相当严重。”



“为什么要怀疑我儿子？”



“刚才里中大概已经说明过了。被害人遭到与他同龄的三人袭击，说那三人相互称呼对方‘小俊’‘桥田’和‘井口’。这就是证言。”



大出胜的黑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抡起拳头重重地捶向桌面，桌上的一只铝制烟灰缸被震得跳了起来，把井口的父亲吓了一大跳。



“这种话怎么可以相信？你们只会怀疑我儿子！”



“大出先生，”礼子直视大出胜的脸，声音却变柔和了，“我们给被害人看了大出的照片，已经得到了确认。事情非同小可，必须询问本人，才有劳大家到这里来的。”



“我儿子什么也没干！”



大出俊次一边听着父亲大声咆哮，一边偷偷怪笑。看到他在笑，井口充也吃吃地笑了起来。桥田佑太郎依然一动不动地凝视半空。



“请告诉我们，今天午后你们都在哪里？”庄田问三个少年。他的视线依次盥向三人，最后停在大出俊次的脸上。



“没必要回答。”大出胜立刻出面拦住，“律师马上就来了。”



“大出先生，你叫律师了？”



“怎么了，不能叫吗？当然，或许这会对你们不利。”



“不是这个意思。”庄田微笑道，“如果大出先生不想让我们向孩子提问，那也没必要叫上律师，只要站起身来回去就行。我们谁都没有阻拦的权利。”



大出胜急躁地眨巴着眼睛，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



“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哪一套？”



“如果我带儿子回去，你就能随意捏造报告，然后正式逮捕他，是吧？你们不总是这么做吗？”



庄田像是要征求同意似的看了看礼子，略微收起微笑，继续说：“大出先生，请恕我直言，在此之前，俊次已经受过多次管教了。”



大出胜刚要反驳，庄田做出手势制止了他。



“那么前几次，我们城东警察署也像大出先生说的那样，都是擅自妄为的吗？”



“你们一直都是。编造一些我儿子根本没做过的事来吓唬人。”



“好吧。那么这次，我们绝不擅自妄为，而是认真地确认事实。怎么样？”



里中课长听了，不由得向庄田瞪起了眼睛。庄田心想：刚才这话听起来，确实像在承认我们以前一直是擅自妄为，但这只是种说话技巧罢了。别神经过敏，好不好？



“让我们等律师来吧。我们不仅要保护受害的少年，也要维护大出他们的正常生活。”



这时，刑警名古屋将嘴上的香烟拿在手中，慢条斯理地插话道。



“对不起，我刚才没说明，现在补充一下。我不是少年课的，我是刑事课的。”



礼子感觉到大出俊次飞快地看了名古屋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这个老头怎么回事？



这是一起抢劫伤害事件。因为被害人的证言提到了大出等人，才交给少年课处理。严格来说，这桩事件本该由我们刑事课负责。确实，似乎没有物证可以证明大出、桥田和井口有涉案嫌疑。只有被害人的证言，犯案者可能另有他人。因此，请以协助调查恶性抢劫伤害事件的立场回答一些问题，可以吗？”



“在一派胡言里听到儿子的名字已经够心烦了，谁还愿意协助你们？”



名古屋将香烟放进上衣的口袋。“如果被害人说谎，就说明他对大出怀有明显的恶意。”



“我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说了吗？”大出胜说着，再次挥拳击打桌面。桥田佑太郎稍稍瞪大了眼睛，盯着发出清脆响声的铝制烟灰缸。



“从大出的角度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啊。大出先生，难道你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吗？不管怎么说，这可是桩恶性抢劫伤害事件。”



“跟我们毫无关系。”



“可这是抢劫伤害事件，万一被害人死了……”



礼子心里暗自好笑。她知道，名古屋警官反复强调“抢劫伤害事件”不是说给大出胜听的。他的目标是桥田的母亲和井口的父亲。果然，这一敲山震虎之计收到了成效。两位家长抬起一直低着的头，两眼紧盯名古屋瞥官，窥探的眼神中显然夹杂着惊慌。



“要说的话……”桥田佑太郎的母亲开口了，把尾音拖得很长。这种黏糊糊的半疑问句本是小姑娘的专利，可她总是这么说话，“该说些什么好呢？”



对于这位桥田光子，礼子了解的情况并不少。因为光子很喜欢谈她自己的事情。



光子是二十二岁那年结的婚，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儿子到该上学的年龄时，她丈夫因交通事故去世了。从此，她开始了单亲妈妈的困苦生活。她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去酒吧打工，在那种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备尝艰辛。



后来，她又与一个在酒吧认识的客人结了婚，生下了佑太郎和他的妹妹。但是，第二任丈夫在三年前与她分手了。她跟第一任丈夫生下的长子，高中毕业找到工作后就离家独立了，因此她现在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她在当地开着一家名为“梓屋”的烧烤店。那是间火柴盒一般的小店，她住在店面的二楼。



礼子没去她的店吃过东西，不过作为少年课的警察，她曾去拜访过，后来走过店门前时也张望过好多次。她觉得，那里与其说是一间烧烤店，还不如说是个小酒馆，看起来生意不会太好，但好像也有固定的常客，周末晚上相当热闹。桥田光子在店里一般身穿围裙，梳着发髻，在化妆方面相当花心思。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她并不像大出胜那样对警察充满敌意。只不过她很会找理由，那些理由往往来自她自己的身世经历。



“因为他没有爸爸……”是她的口头禅，一遇到什么事就马上挂在嘴边，还常常说：“男孩子的事情，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弄不懂。”



据说那间烧烤店“梓屋”原本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开的。当时光子也在店里帮忙，后来就直接继承了下来。



“有什么办法呢？那个人突然就一去不回，为了我和孩子能活下去，不把这间店面撑下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房子是租来的，赚来的钱交完房租，就只能勉强糊口了。”



由此来看，丈夫和她分手并不是正式离婚，而是离家出走，甩掉了她和孩子。



撅着嘴发牢骚的桥田光子往往显得特别疲惫，可一旦打开话匣子，就会越说越来劲。礼子以前到她家去，原本是想了解她儿子平时在家和学校的生活状况，等回过神来时，却发现只有光子一人在滔滔不绝，自己完全成了被动的听众。她的抱怨漫无边际，连绵不绝，要想找到一个缺口打断她的话头都很难。不过，礼子觉得听听也无妨，说不定能从中找出桥田佑太郎变得如此沉默寡言，不讨人喜欢，还要紧跟粗鲁不堪、只图眼前快活的大出俊次的原因。



“佐佐木警官，我一个女人就是这么挺过来的呀。”这也是光子的老生常谈。她十分怀念温和正派的第一任丈夫，总说要是他还活着，自己就不会陷入这般光怪陆离的生活。对于分了手的第二任丈夫，她一直牢骚满腹，说他好色成性，动不动就打人，自己好吃懒做不说，花钱也大手大脚的。光子一边说他走了倒也清闲，一边又哀怨地控诉他抛弃母子三人。



如果用不留情面的眼光看，桥田光子算得上女性人生失败的典型。但礼子觉得，光子的人生暂时还不算彻底失败。不管怎么说，她至少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还操持着一家多少有人光顾的小店。



然而，当孩子们的问题随着成长逐渐显现，未来的光子可能会面临真正的失败。



那么，桥田光子对佑太郎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一点，礼子很难把握。为了找到解答，礼子才会找她谈话，可光子每次都拿自己的不幸人生偷换掉话题。



深谙世事的光子应该能把握如今事态的严重性。她又将如何面对？至少会说点什么吧？礼子收紧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张瘦弱的侧脸。



“这孩子就是这么个德行，不会讲话。”光子将目光落在桌面，开口说道。当她说到“这孩子”时，抬起眼睛瞄了一眼佑太郎。她的儿子依然呆呆地望着半空。



“就算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叫到这里来吧。其实，我也是……”



庄田温和地提问：“夫人，您知道今天中午到下午三点的这段时间里，佑太郎他在哪儿吗？”



“啊……”光子眨了眨眼睛。烧烤店星期天不开张，她便没有化妆。因此，她的脸比礼子看惯的模样要大一圈，也许是脸部皮肤松弛的关系。没画眼影和睫毛膏的眼睛显得又小又凹陷。



“我想，是在家里吧。是吧……”最后的“是吧”两字分明是对佑太郎说的。



佑太郎终于看了一眼母亲。或者说，他只是将眼睛转了过去，并没有把焦点对在母亲身上。



大家望着他，屏息凝神，等他开口。自礼子进入大会议室，那三个少年就没有说过话。估计在此之前，他们也没对里中课长说过什么吧。暴跳如雷、大喊大叫的，只有大出胜一个人。



“在家里啊。”桥田佑太郎说道。



“你看看，你看看。”大出胜立刻气势汹汹地探出身来，说道，“我儿子也在家，跟我一起吃午饭，一直待在家里啊！”



庄田没有理睬大出胜，他问桥田佑太郎：“你是几点去的天秤座大道？就是三个人去‘战斗指挥室’玩的时间。”



佑太郎耸了耸瘦骨嶙峋的肩膀。现在十多岁的孩子都能很酷地做这个动作，估计是从影视剧里学来的。



“我儿子说了，刚进游戏店就被警察抓走了。突如其来的，什么坏事也没干。难道有规定星期天的大白天，初中生不能去游戏中心玩吗？”大出胜提高了嗓门。大出俊次望着正拼命为自己辩解的父亲，脸上依然挂着冷笑。



“大出，是这样的吗？”庄田飞快地将视线转向大出俊次，“巡警叫住你们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五分，那时你们刚刚进入游戏中心吗？”



大出俊次开了口，脸上的冷笑也收敛了。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庄田的问题，而是向自己的父亲提问：“律师来之前不是不能说吗？”



大出胜突然怒容满面。很明显，他这次发火是针对儿子的。“只要能为你自己作证，说说有什么不可以的？”



“啊……”大出俊次发出一声泄气似叹息，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我在家里啊，警官。”他回答道，脸上再次浮起冷笑，“在家里睡觉。”



“可你去了‘战斗指挥室’，对吧？问你什么时候去的。”



“什么时候？不记得了。”他慢吞吞地说着，抬起身子把椅子弄得嘎吱作响，然后盯着井口充的脸，问道，“不记得了吧？”



“嗯，一点也记不得了。”井口充点点头，好像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他说得很急，唾沫四溅：“我们刚到店里，还没换筹码，就被警察拦住了。”



“警察打你们了吗？”大出胜又急忙抢过话头，“打了几下？说呀！我告他们去！”



“巡警没对你儿子他们动用过暴力。”庄田截住了他的话头。“你又不在场，你怎么会知道？”



“我接到过报告。”



“那都是些假报告。”



对于类似的唇枪舌战，礼子早就厌烦了。说到底，大出胜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家长。她干脆一门心思盯着光子。此时，光子正在窥视佑太郎的表情。是想从儿子脸上看出些什么，还是想向儿子传递什么信息？而佑太郎一直是一副漠然的神情，昏昏欲睡地垂着脑袋。



“我们只做点小本经营，”井口充的父亲突然开口了，他说话的声调比较高，很像他的儿子，“跟大出先生没法比，他可是商会里的的头面人物。不过那只在生意场上，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并不能因为这样，让我儿子也必须对大出先生的儿子尽情分”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大出胜起先无言以对，不一会儿又开始嚷嚷起来：“喂，井口，你是怎么说话的？我可不能把你的话当耳边风。什么叫尽情分？嗯？”



井口充也慌忙朽住自己的父亲：“老爸，你就别乱说了。”



然而，这位老爸一点也不想闭嘴。他无视气势汹汹的大出胜，把脸凑近自己的儿子。“我说，你以的干了警官们说的那种勾当了？抢劫？我看你也没那个胆量。你不过是跟在大出的屁股后面起哄，对吧？”



井口充的脸瞬时没了血色。与此相反，大出胜已经满脸通红，一副快要喷出火来的架势。



“我们是朋友啊。”井口充发出哀嚎似的声音，“是朋友啊。我跟小俊是朋友。”



礼子注意到，大出俊次这时低着头，正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对啊，对他来说，井口充和桥田佑太郎不过是两个小喽啰，看到喽啰们在拼命为自己抗辩，自然会觉得好笑吧。



或许是感到了礼子的视线，大出俊次抬起头来。他的目光深处蕴藏着愤怒，似乎在说：大婶儿，别用这副嘴脸看我。



“是啊。”他突然开口了，然后转向井口充的父亲，说道，“我们是朋友嘛。”他的语调很平稳，他常常用这种语调调侃人，“是朋友啊，我们。”



“就是嘛。老爸，所以你别说了。”井口充满头大汗。他的父亲则像很累了似的眨了眨眼睛。



“怎么会这样呢？你只不过受到了大出的胁迫，不是吗？要不，你还想怎么样？难道要跟他一起被捕，作为抢劫犯送进少教所吗？你有必要跟他到这种程度吗？”



“你胡说什么！”大出胜一脚踢开椅子，跳了起来，“从刚才起，你就一直鬼话连篇。我儿子可没搞过什么抢劫！”



“大出先生！”庄田赶忙站起身，拦住了想要殴打井口充父亲的大出胜。里中课长也插到那两人中间。桥田光子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逃到一边去了。



井口充的父亲对他儿子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地雷。现在，他像看着一头野兽一般，凝视着被里中课长和庄田两个人架住的大出胜。他的内心动摇了。



井口充推了一把父亲的肩头，开始唾沫四溅地埋怨起来：“叫你别说了，你偏要说。你回去吧，来干吗呢？你平时不是老去赌自行车赛的嘛，今天怎么跑这里来了？”



真是一幅令人悲哀的光景。只有大出俊次一人在咯咯笑着，边笑边上前拉住他的父亲：“行了，老爸。你也消停下吧。”他揪住父亲的上衣，将他拽了回去。



“收回！你把刚才说过的话收回去！跟我儿子道歉！你这个混蛋！我跟你没完！”大出胜大声嚷嚷着，继续发威。井口充的父亲僵在椅子上，时而看看臭骂他的大出木材厂的社长，时而瞧瞧擦着汗骂他“傻老爸”的儿子。桥田光子沿着桌子的边缘逃难，最后停在了儿子佑太郎的身边，瘦弱的身体紧靠在高个儿子的身上，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她眼下已然不再是一位母亲，而只是一个无助的女人。佑太郎依然坐在椅子上，像旁观者一般眺望着这场骚乱。



“请先坐下。冷静一点。”好不容易把大出胜按回椅子上，庄田气喘吁吁地说，“你在署内动用暴力，既无助于弄清事实，也不能为你儿子作证。”



大出胜的鼻孔张成平时的两倍大，喷出的鼻息似乎能够升高室内的温度。



“你，你这个混蛋！”他用粗壮的手指指着井口充的父亲骂着，颤抖的声音仿佛来自腹部深处，“你不想想，我儿子那么照顾你儿字，竟然说我儿子是罪犯，你以为你是谁？你那个宝贝儿子能上学，还不全仗着我儿子罩着他？”



“我可不知道什么‘照顾’。”井口充的父亲说，“喂，大出都怎么照顾你了？”



井口充直冒汗，脸上一阵青一阵红：“老爸，你别说了行不行？”他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桥田佑太郎在一旁怔怔地看着“朋友”们。



“充，叫你妈来！”大出胜对别人的儿子命令道，“跟你这混蛋老爸没话说。你妈在干吗呢？”



“忠心耿耿”的井口充老实答道：“对不起，我妈出去了。今天店里只有老爸，警察一来，他就跟来了。对不起。”



井口充家在天秤座大道内经营一家杂货店。巡警要找三人帮的家长，并口充那边不需要电话通知，直接跑去他家就行。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井口充的父亲总是让妻子出面。今天他原本也想佯装不知，逃之夭夭，可看到警察上门迎接，他只得老老实实地跟来了。



井口充的母亲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家长，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马上哭着道歉，并随随便便地保证下不为例，可只要事情一过去，就立刻忘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就是得过且过，混个场面。她和桥田光子相比，尽管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本质上倒是完全一致，那就是不愿正视儿子身上的问题。



正因如此，以前同时管教这三个少年时，场面总对大出胜十分有利。大喊大叫、满嘴歪理，都是他一个人在唱戏，他完全可以控制局势。那两位母亲不可能顶撞他。



所以，今天的局面令他暴跳如雷也在情理之中。礼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憋住笑。她认为，今天的事件对增井无疑是一场悲剧，但对于动摇三人帮的根基而言，或许会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是个不中用的男人，”等大家差不多安定下来，井口的父亲说，“所以我反对一遇到什么事就大喊大叫、动用暴力。”



大出胜重重地哼了一声，嘲笑道：“你说得倒轻巧，你这个赌鬼。”



礼子知道，井口的父亲喜欢自行车赛赌博，为此家里没少吵架。她也知道，井口充经常说他父亲的坏话，公开扬言父亲还是早点死掉的好。活着没一点用处，死了倒能换来保险金。



“老爸你就闭嘴吧。”井口充央求般地小声嘟嚷着。他已经感觉到大出俊次的冷笑之下蕴藏的愤怒。不知道自己之后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来自俊次的，来自老爸的。



“动用暴力是不允许的，大出先生。”里中课长训诫道。



“说到底，都是因为你们非法逮捕我的儿子。神气什么呢？”



“非法逮捕？大出先生，俊次他们可没有被逮捕。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俊次，”庄田的语调依然平稳，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你能配合一下吗？把你身上带着的东西给我们看看。把你口袋的东西都掏出来，行吗？”



大出胜再次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巨大的身躯飞快地横穿大会议室，一把揪住庄田的领子，怒骂声震得玻璃窗嗡嗡直响。桥田光子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大出先生，大出先生，请住手。”里中课长也扑了上去，三个人扭作一团。大出俊次却只当什么也没看见，将手伸进口袋，开始“啪啦、啪啦”地往桌子上扔东西。钥匙圈、钱包、漆皮卡夹，还有口香糖的包装纸。



礼子站起身，挤到大出俊次和井口充的座位之间。



“全都在这儿了吗？”



“是啊，大婶儿。”



大出俊次下身是牛仔裤，上身穿着厚棉衬衫，外面套着肩膀和肘部包有皮革的羊毛外套。他的衣着向来很大牌。



“外套的口袋里呢？”



“什么也没有。”



那三个扭在一起的人也注意到了桌上的东西。大出胜的太阳穴上青筋直跳。“俊次！你为什么要照他们的话去做？”



“烦不烦啊？”儿子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呀？反正我什么也没做。掏出口袋里的东西给他们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大出胜慢吞吞地回到儿子身边。庄田正了正被大出胜揪过的领带，脸涨得通红：“大出先生，你要是继续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了。”



“闭嘴，你这个混蛋！”大出胜一脚踢飞椅子。椅子一直滑到会议室的窗边，发出很大的声响。



好啊，好啊，继续发威吧。礼子在心底无声地煽动着。再野蛮一点，再疯狂一点。让别人知道你才是混蛋。你根本就没注意到，井口的父亲和桥田光子现在正以怎样的眼神看着你吧？



听了井口父亲的发言后，桥田光子那颗被自己的身世占满的脑袋，就像吹进了一股新风，开始清醒起来。现在，她正仔细观察着大出父子，那双凹陷着的眼睛深处已然显露出厌恶的神情。



“我们也要掏口袋吗？”井口充说着立刻站起身来，要将手伸进皱巴巴的棉纺裤的口袋。



他父亲抓住了他的手腕：“别掏！”



“怎么了？”



“别老像个跟屁虫似的学样。”



井口充甩开父亲的手，从口袋里拉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随后是折叠起来的一千日元纸币和几个硬币。揉成一团的纸巾也掏了出来。他又将手伸进肥大起球的套头毛衣的口袋，却什么也没掏出来。



桥田佑太郎依然坐着，也一声不吭地开始掏口袋里的东西。他也穿着牛仔裤，上身则在T恤外面套了一件圆领毛衣，没穿外套。他掏出来的只有纸巾和零钱包。他的母亲在一旁惴惴不安地望着这些物品，仿佛眼前的旧纸巾和旅馆赠品似的廉价零钱包里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怎么样？嗯？有什么重大发现吗？”大出胜叉开双腿站稳身体，得意洋洋地俯视着里中课长和礼子，“喂，这里有什么初二学生不应该持有的东西吗？”



正在这时，大会议室的移门上响起了敲门声。礼子赶忙上前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位女警，她背后则是一位西装领带、花白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的男子。



他是大出家的专属律师风见。礼子已经和他见过三次面了。



“啊，您好。”他神定气闲地向礼子打了个招呼，脸上既没有不愉快的表情，也毫无咄咄逼人的架势。



“您辛苦。”礼子答道。



律师一走进大会议室，大出胜便怪叫着扑了上去：“啊呀，律师先生，你可真是姗姗来迟啊。出大事了。你看看，俊次竟遭到非法逮捕。问题严重了吧？”



趁着自己离会议桌还比较远的当儿，礼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别看大出胜这副模样，却身居公司社长之职，而他的公司如今经营蒸蒸日上。大出木材厂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木材加工仅占其全部业务的一小部分。大出木材厂的成功，完全是因为巧妙地利用了眼下的高档住宅建造热潮。



最近几年经济形势向好，自然而然地带动起房地产热。这股热潮与六十年代崇尚的“家庭住宅”有所不同，大家的热情似乎转向了高档住宅。



在地价股价一路飙升的当下，并非只要凭借银行贷款，谁都能拥有自己的住宅。所谓人人发财的现象，仅仅是一种错觉。无论什么地方的地价都已经涨得很高，普通老百姓拥有“家庭住宅”的愿望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市场一片繁荣，人们对储蓄必要性的观念逐渐淡薄，将本该用于“家庭住宅”的金钱全部转向消费。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仅仅是表面而已。



另一方面，如今想要拥有私人住宅的人，向往的不再是“自家住宅”，而是价格上亿日元的高级住宅。那些建筑都是出于炫耀目的建造的，无所谓预算，也不用节俭，钱花得越多越有面子。对承建商而言，饵真是个大发横财的时代。



大出胜敏感地注意到了世态的变化和金钱的流向，盯上了一些大规模的住宅建筑公司。在经济形势一般的年代，只经营原材料的小型木材厂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利润。如今却不同了，到处都金钱过剩，要提出自己有别人搞不到的高档原材料，那些大型开发商自然会感兴趣，根本不管你的公司规模或过去的经营业绩。



下面的描述都来自大出胜的自吹自擂，听的时候必须打些折扣。



如今的大出木材厂接手的业务都与高档建筑相关。那些建筑里，一根壁龛柱子就值五千万，而且还不止一两幢，多得很。他说，真正的有钱人造得起这样的房子。当然，谁也不知道那根柱子五千万的价格里，含有多少像大出木材厂那样的原材料供应商附加的利润。



大出胜是个成功的商人，这一点礼子也承认。且不管他的生意经在高增长时代过去后是否还能有价值，但他对金钱的灵敏嗅觉、精于赚钱的本事，不得不令人佩服。



然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监护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常识吗？是一个有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该有的吗？



“这样可不行。”风见律师的说话声让礼子回过了神，“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就算我们想协助调查也做不到。毫无个人隐私可言。这祥不光是俊次，谁的权利也维护不了。”



“好啊，那就单独面谈吧。”



我们也希望这样――向礼子递去带有如此涵义的眼神，庄田站起了身。礼子对他点了点头。



如果从一开始就分别向三人询问情况，估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开始害怕的井口充或桥田佑太郎会招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井口充大概会率先投降。但这样又会给大出胜的无理取闹提供借口。他会说这一切都是捏造的，井口那小鬼在胡说八道，桥田那小鬼想陷害我儿子。你们警察知道这一点，故意让他们提供虚假证言，我要告你们！老实说，警察并不害怕这种无聊的告发，只是一旦招致三个少年的决裂，会给井口和桥田留下深深的不安。事后翻供的风险也会有，尤其是井口的可能性最大。在大出俊次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为了保全自己会坦白交代，可见到大出俊次后，同样为了保全自己，他会瞬间开始以迎合大出为上，推翻自己先前的言论。



所以，首先把三家人放在一起，任由大出胜大吵大闹，也让井口和桥田的家长有个观察大出胜的机会。在这一阶段，只要说明这一事件与以往的本质区别就行。这是一种策略。更何况今天又多了井口充的父亲，这个不确定因素成了意料之外的援军，已经动摇了井口充。这一策略对最冷静，甚至比他的家长还要冷静地观察这一切的桥田佑太郎来说，应该也是有效的。这样一来，礼子就能直截了当地问他一些以前很难得到答复的问题。桥田，你为什么要跟着大出？大出对你有什么意义？你何必要跟着他闯祸？你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万事俱备，说干就干！礼子在心里握紧了无形的拳头。